不久前，六安意外中槍，疫情陡然出現。所在的小區封閉，居民居家隔離，我在居家辦公之余，靜心追看了建黨一百周年紀念大劇《覺醒年代》，有些觸動，有些感想，也有些思考。
《覺醒年代》的時間跨度也就大約六年時間，但所展現的時代風云、思想劇變以及人物命運卻深入人心。圍繞新文化啟蒙、五四運動、共產黨創建三件歷史大事，劇情層層推進，不斷鋪墊，人物個性突出，真實可感，歷史沉淀厚重，主題表現深沉。
鴉片戰爭以后，國內政治腐敗，制度落后，國外列強入侵，割地賠款，中國人民處在水深火熱之中，中華文明一落千丈。在陳獨秀、李大釗、胡適等人的推動下，新文化運動高舉科學、民主兩大旗幟，在中華大地開啟了一場轟轟烈烈的思想啟蒙運動。新文化運動的代表刊物《新青年》《每周評論》不斷發表陳獨秀、李大釗、胡適、魯迅等人的文章和文學作品，猛烈批判舊文化，大力弘揚新思想，力求在意識層面和精神領域喚醒沉睡麻木的國民，并在實際行動中遏止了袁世凱、張勛的復辟倒退行為，維護了來之不易的共和體制。雖然固有的體制沉疴、沉重的慣性思維讓沉淪的華夏大地冰天雪地，但新文化就像一縷朝陽，開始照耀這片古老的大地。
1918年，巴黎和會召開，作為戰勝國的中國卻沒有任何話語權，戰敗國德國在山東的一切侵略權益由日本接管。外交失敗的消息傳到國內，“五四”運動爆發，反帝反封建的號角終于吹響，愛國與民主最終走到一起、相融共生。沒有國家便沒有國民，沒有民主也就無愛國可言。學生民主愛國運動的結果，是賣國官僚的被免職、政府拒絕和約簽字。五四運動開端了民主，開啟了民智，開辟了中華文明現代化的歷程。
新文化是針對舊文化而言的。傳統文化是不是舊文化？這是文化運動或者文化革新需要思考的。中華傳統文化是輝煌燦爛、博大精深的，所存有的糟粕與弊端也是千百年來統治者摧殘閹割的必然結果。兩千多年的儒學絕非民國初年的孔學，晚清時期的帝制也確實失卻了漢唐時期的強大活力。時代的發展需要文化的與時俱進，需要文明的交互融合，也需要傳統基因的固有支撐。
《覺醒年代》展現了民國初年的思想激蕩和文化碰撞，涌現了璨若星河的人文導師。“亂世人不及太平犬”，時局的動蕩混亂對于絕大多數的平民百姓來說絕對是災難，但對于知識分子，未嘗不是走向文化舞臺、傳播先進思想的契機。“亂世出英雄”，沒有禁錮、思想自由的結果，必然是先進知識分子獨立的人格、傲岸的操守和灑脫不羈的個性，陳獨秀、李大釗……如斯，陳延年、趙世炎、傅斯年……也如是。社會的發展需要穩定的環境，而文化的繁榮更需要思想的自由。
誠然，這些導師大都出自非貴即富之家，他們的個性與才華源自于一定的經濟基礎和家庭背景，普通平民難以企及。北大校園里有蔡元培、黃侃、魯迅這樣的大家名流，也有張豐載這樣的政客小人，像陳獨秀、李大釗這樣出身優裕而又能關注底層民眾的啟蒙者和革命家真是罕見。這既是中華民族的幸運，也是固有精神的延續。千百年來，無數圣哲先賢的骨髓里，一直流淌著愛國、民本的文化因子。在中華民族面臨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在馬列主義橫空出世的歷史當頭，優秀的文化因子便能生根發芽、開花結果。我想，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應該就是這樣的！（文/侯學倫）